迄今为止，能够直接全面反映康有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京城活动情况的原始资料极为罕见。我们所据以研究康氏当年活动的文献，基本上是回忆录这种次生形态的史料（主要是康有为本人的自编年谱及其弟子的著述），以及康本人留下的手稿墨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近代以来学界对当年康氏活动情况的了解很难超出康氏论说之藩篱。[1]

事实上，研究这一年康有为在京城的活动，仅据康氏多年后的自述是不够的，甚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误导。参诸其他史料综合分析其个人的早期历史，才能发掘出康氏作为一位科场失意的士人当年在北京的真实处境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