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前辈所指出的那样，后世对翁氏开缺原因的基本判断，与戊戌十月翁氏革职上谕的影响直接相关，这是造成人们认识误区的关键所在。开缺与革职虽不无关联，到底还是两起不同的政治事件。翁氏于“定国是诏”颁布后数日开缺，适值变法开始之时；而革职则在政变两月后，正当刚毅等反攻倒算之际。前后相隔半年，环境氛围迥然不同。然而，人们受到清廷上谕的影响，往往以翁氏革职的原因来逆推其开缺的内幕，认为革职是对翁氏以前支持变法的进一步追究。这样倒放电影式的逻辑推理遮蔽了真相，左右了人们考察翁氏开缺问题的思路，致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偏差。

当然，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这里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况且，纯粹的历史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戊戌时代的变法是多层面的，绝非只有康、梁变法一途。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42]以后来者的眼光看，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正是“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直至清末预备立宪仍是这个渐进展开的改革方向。虽未明言，大约在陈寅恪看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变法活动，得到的支持甚少，并非戊戌变法的主流；而乃祖“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即“中体西用”者倒是切实可行的路子。萧公权也认为，翁同龢的思想大体属于“中体西用”的范畴，属于稳健的改革者。[43]从反对康氏激进变法的角度说，翁同龢与陈宝箴、孙家鼐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所以，谨慎与稳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为“守旧”，这样的“旧”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并非毫无意义可言。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从保守势力的阻挠方面寻找原因，改革者的急迫、忙乱、不切实际更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主因，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近40年来的相关论著有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81～9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另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2] 谢俊美：《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3]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清实录》第57册，484页。

[4] 《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1898年6月16日，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69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5] 《窦纳乐致沙侯信》，《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44～545页。

[6]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105～106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6卷，863页，中华书局，1995。此外，赫德给金登干的电文中也提及翁氏开缺之事。6月16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说：“刚刚颁布的一些重要的谕旨，表明慈禧太后正在夺得大权。一道谕旨是将皇帝的师傅，一位大学士撤职；另一道谕旨是命令高级官员对其擢升官职等等感谢慈禧太后。奇怪的事情和新奇的做法完全可能发生。俄国人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6月18日又致电金登干说，“中国人现在说，目前采取主动的是皇帝，不是慈禧太后。如果是这样局势就会好些。”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21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106页。

[9]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37页。

[10]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理读》，《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3版。张荫桓对翁氏不谙外事早就有所批评，如1896年12月3日，张氏在会晤李提摩太时告诉他，“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务的蒙昧无知。都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龢也怕他们”。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3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8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1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这种解释已在政变之后。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1页。

[1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2页。按，“南海”指康有为，“菊生”为张元济的字。

[15]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6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52页。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抵京参加引见，曾几次拜谒翁同龢，回到南京后即引起张之洞的冷落和疏远。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540～541页。

[17]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1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8] 恽祖祁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发，初十日未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戊戌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136。

[19] 见《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381～382页。

[20] 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集》第3册，194页，合肥，黄山书社。

[21]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7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文氏又言：“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嗟乎！张茂先，我所不解也。”见《文廷式集》下册，726页。

[22]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2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7页。

[24]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71～17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9页。以“刚毅木讷”之语，暗指刚毅。

[26] 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册，2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27]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28] 鹿传霖家书，戊戌六月，见《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70。

[29] 《逋客问答》，《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30]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1] 参见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32] 《论客述翁故相遗事》，《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一日，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202～2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3] 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34] 杨佛士：《略述翁松禅先生》（下），载《畅流》第7卷第3期，1953年8月。

[35] 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89～90页。

[36] 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185～210页。

[37] 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近代史资料》总68号，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按：戊戌变法期间曾氏正在北京。

[38] 对此，翁同龢戊戌年三月、闰三月的日记中有详细反映，兹不详引。

[39] 《致沈曾植》，戊戌年六月十八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0] 见《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

[41] 1954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胡滨《论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一文，提出“从种种事情上看，翁同龢应是顽固守旧的人物，……足以证明翁同龢并未保荐康有为。……康、梁是维新人士，把翁看成积极分子，这不能不是历史上的错误”。1955年7月21日，张子扬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认为胡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并举出有一封翁氏自己承认举荐康梁的密信为证。很多年后，经过考订，学界开始指出这份翁氏手札是伪造的。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84～185页；孔祥吉：《关于翁同龢一封密函的订正》，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朱育礼：《翁康关系史料辨伪》，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98～303页。

[42]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1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3] 参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