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诗草》所收五七言古今体诗，总计22题70首，而《右任诗存》仅存11题21首，相差有49首之多。《诗草》中的七律《心愿》、《改革诗八首》、《观我生》（二首）、《书愿》、七绝《游清凉山寺题壁》、《发愿编〈世界真理发达史〉与〈世界妖魔出没史〉以诗督之》（二首）、五绝《读〈李鸿章〉》及歌行体《爱国歌》、《神州少年歌》、《自由歌》、《狂歌》、《从军乐》均被删汰。而录入《诗存》的诗作，只有七绝《署中狗》一首保存原貌，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咏史》、《吊古战场》、《赠茹怀西（名欲可）》三首，个别字句有改动；七绝组诗《兴平咏古》原有三十四首，只留存其中的九首，部分语句也作了修改；七律《失意再游清凉山寺题壁》（二首）、《和朱囗囗先生步施州狂客元韵》（二首），都在原来基础上由两首缩改成一首；古诗《吊李和甫（秉熙）》、《从军乐》、《杂感》等也都削减了成句数量，更显凝练。从诗艺角度看，经过删削和改订的诗作，艺术性比原来或增色不少，但是，从史家立场看，却磨去了史料的原始色彩，无形中丢失了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诗作大多语句直白、通俗易懂，笔者仅就被删去的诗作择要略作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抄本《诗草》的关注。

谈到于右任的诗，编校者刘延涛曾如此评价：“余曩者为文称先生为‘革命诗人’，或有以余言为不大者，曰：‘先生，民族诗人也！’余曰：‘民族诗人代有之，革命诗人不世出也。民族诗人，爱国诗人也；革命诗人，建国诗人也。’以诗例之，老杜《曲江》‘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民族诗人也；先生《仿曲江》‘风云再起齐奋起，亲射猛虎如当年’，革命诗人也。读先生诗，如闻战士之喘息，非旁观者之赞叹也。读先生诗，有不思投袂而起曰‘不为汤武非人子’者乎！”[15]证之以《诗草》被删节的文字，评语尤显允洽中肯。

这些被删去的诗作，非常鲜明地反映出青年于右任激烈的反清意识和情绪。开篇第一首《心愿》热情歌颂自由，并称颂谭嗣同为争取自由而献身的无畏精神；“同人谓予貌似浏阳”，则直接招致升允的仇视。可惜，后世学者似乎并不知道右任曾自比谭嗣同之事。《改革诗八首》中“流血才为济变才”、“菜市男儿大舞台”、“乾坤破坏君应烂”、“大刀阔斧辟支那”、“人权天赋交三寸，言论自由战列强”、“锋铓惨淡锐如刀，濡尽全球革命潮”等诗句，掷地有声，无不充满渴望自由、不畏牺牲的革命**，难怪引发了清廷官员的极度恐惧。《兴平咏古》之《曹大家》，“提唱女权倡女学，亚洲第一女英雄”一句，则借古论今，表达了兴女权、开民智的时代要求。

在诗歌创作中，歌行体较少受到韵律的制约，吟诵时如行云流水，气势壮阔、感情跌宕，更便于摹写精神、抒**绪。身为诗家的于右任，自然深谙此道。在《神州少年歌》中，他写道：“推倒奴性绝依傍，少年挺立舞台上。……笔下刀痕醒世文，眼中血渍忧时泪。……霹雳雷霆万千钧，光明轰开政学界。无情一阵罡风来，汹汹众口谈破坏。”反映出神州少年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自由歌》则痛斥清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发出“思想不新世无救，思想新时复诟訾，蛮奴蛮奴压制思想胡为尔”的怒吼；并表示“不自由，毋宁死；争不得，势不止。蛮奴蛮奴洗眼请看流血史”。今天读来，也令人有意气轩昂、**气回肠之感。而直接将清政府指为“蛮奴”则更是大胆，升允所谓“言有臣子所不忍述者”或亦指此。该诗题注自称：“某抚臣，□人也，庸而顽，阅卷见‘中国’二字必痛斥之，他事更可知矣，感而赋此。”从当时语境分析，此处的“某抚臣”似指升允。按，光绪二十九年壬寅（1903年）陕西会试，升允正好是监试官，按照当时习惯，也算是于右任的受知师，右任却讽其“庸顽”，当然会激起升允的震怒。

《诗草》抄本的发现固然为研究辛亥革命和清季诗界革命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虽然历史学家总是期待发现和利用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借以获取最原始的历史信息；实际上，这种愿望会常常落空。自悔少作、点窜旧稿，原本司空见惯，无可非议；然而，艺术水准的提升往往以损失历史信息为代价，即使于右任已有“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的远见，仍然不可避免地湮没了部分历史面相。或许这种遗憾从来就无可避免，《诗草》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而已。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 于右任在1939年的回忆录《牧羊儿自述》对这段经历有简明叙述。该文后来收入曹冷泉编《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时，改名《我的青年时期》，1962年再版时，又改名为《怀恩记》，并在文字上作了些修改。这篇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时仍称为《我的青年时期》，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附录中也收入该回忆录，仍题名《怀恩记》。另参见许有成编著：《于右任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传记作品。

[2] 刘延涛：《右任诗文存编后记》，见《右任文存》，66页，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57。

[3] 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有该书。

[4] 参见刘延涛：《右任诗文存编后记》，见《右任文存》，66页。

[5] 1978年台北“国史馆”出版的《于右任先生诗集》即据此而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各种于诗选本，也多参考该书，可参见杨博文辑录：《于右任诗词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刘永平编：《于右任诗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杨中州选注：《于右任诗词选》，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6] 参见许有成编著：《于右任传》，26～32页；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20页。

[7] 该版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有收藏。

[8] 《右任诗存》卷1，4页。

[9] 升允：《请斥革举人于伯循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档，档案号159796，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另有升允给军机处的咨文说：“据署布政使樊增祥访闻：西安府三原县举人于伯循有《半哭半笑楼诗草》，语多悖逆，密饬三原县知县德锐赍司一本，转呈到院，详加批阅，实属有心倡逆，未便稍事姑容，除将该举人先行奏革严拿惩办外，相应抄录原诗咨呈。为此，合咨呈贵大臣，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咨呈原诗一本。”（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藏，军机处档，档案号160516）这里所说的“原诗”并非刊印本，而是刊本的抄本。按，最先注意到升允奏折的是台湾学者陈三井先生（参见陈三井：《故宫清档所见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2309～23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唯未见陈先生对《半哭半笑楼诗草》本身作进一步的探讨。

[10] 原题后有一小字“甲”，可能是作者将其视为诗集第一本的意思。

[11] “訾”，似误抄。联系上下文意判断，应为“赀”。

[12] “憾”，似误抄。联系上下文意判断，应为“撼”。

[13] “徒”，似误抄，应为“徙”，现据《右任诗存》订正。

[14]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军机处档，档案号160516，附件。

[15] 刘延涛：《右任诗文存编后记》，见《右任文存》，66页。

[16] 《再版〈猛回头〉》（广告词），载《游学译编》第11期，1903年11月。

[17] 参见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