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翁、康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人们熟知，康氏自编年谱以及相关诗文中有着详细生动的描述，很少有人对此有所怀疑。其实，康氏的叙述多有夸张和虚构。[7]相反，康、张关系这条重要的线索，很早就中断了。这与康氏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有直接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在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时曾指出，“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之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这个判断十分准确，符合清代官场政治运作的一般规则。他们认为，“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往来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8]丁、赵这里否认张的作用，宁愿相信康氏的记载，认为翁奏荐康氏毋需怀疑。

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学者黄濬却对康氏年谱的有关记述产生了疑问，且作出了与丁、赵不同的解释：

或疑南海自编年谱中言常熟者多于樵野，以为南海（按，指康有为）纯得常熟之力，此实大误。南海来京，主樵野，此事瘿公（罗惇曧）、孺博（麦孟华）皆言之。常熟负重望，又有知己感，故数言之，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故不数言之也。[9]

这样的解释似乎就是针对丁、赵的断言而去的。黄濬为闽人，民国初年与耆宿遗老多有往还，熟知清季掌故。他以康门弟子罗惇曧、麦孟华的话为依据，披露张荫桓才是康当年在京活动的“谋主”，二人关系极深，所以康氏对张、康交往极力隐饰。黄氏又写道：“以予所知，康南海之得进于德宗，实樵野所密荐，常熟诇知德宗意，始具折保康。”[10]在他看来，康有为得以进用，与翁、张均有关系。翁虽“保康”，却在张氏“密荐”之后，似乎更肯定张荫桓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观点与盛行的翁氏“荐康”说可谓大相径庭。

其实，康、张“交深情密”的事实不会因为康氏本人的刻意隐讳而隐没。乙未年与康氏同中进士的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写道：“（有为）进用之初唯张荫桓以同里，日与之游，常以总署密情相饷，二人称服泰西，私相褒重。尚书许应骙、副都御史杨颐以下，视之蔑如也。”又称：“有为之开保国会也，演说二十事，人莫能明，皆得之荫桓。二人表里为奸，有为尝单骑造荫桓门，密谈至夜分，往往止宿不去。”[11]胡氏提到康与张交密而与其他粤籍京官疏远的情形，虽言辞之中有诋毁倾向，却非毫无根据。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先后揭发康氏“夤缘津要”、密结张荫桓的内幕，曾引起轩然大波（详见后文）。可见，康、张交密在戊戌年并非什么秘密。

康、张何时结识，现已很难考证。康有为于光绪八年（1882年）首次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张尚非京官；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氏第二次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延至次年秋冬间离京，此间张荫桓尚在驻美、日（西班牙）、秘三国钦差大臣任上。查张氏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奉命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于次年二月自香港展轮，出洋前曾里居十多日；而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任满抵港后，次年二月才回京复命，期间又在乡度岁。[12]看来，张、康建立联系当在南海本籍。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中式广东本省乡试，而此时张荫桓已在京升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新科举人的身份无疑为康进一步密切与张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次年春康有为来京参加甲午会试，这时他与张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这在张荫桓甲午日记中留下了清晰记载：

二月二十九日：或言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

三月二十四日：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

四月十九日：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

四月二十七日：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拼醉之故，为诗调之，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13]

日记中提到的凌闰台（也作润台）即凌福彭，户部主事，粤籍人士；长素为康有为之号；山舅系张氏之舅李宗岱，字山农，山东道员；小山即梁庆桂（字小山），为广州行商梁氏族人；卓如即梁启超，此时二梁与康皆为参加会试而来。从张日记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与张荫桓志趣十分相投。康还向张极力称许薛福成刚刚刊行的出使日记，[14]反映出其趋新的知识取向。不过，张氏对康却有所批评，认为他虽“屡言谋国自强”，然对中外形势的了解则不甚透辟；同时对康的才华十分欣赏，流露出坦然的爱才之心。难怪台湾学者黄彰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该日记稿本时，便断定张荫桓属于“康党”无疑。[15]

不过，康氏年谱中却对张荫桓只字未提。年谱甲午年记：“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六月，到粤。”[16]康此次停留北京不到三个月时间，年谱中丝毫不及与张的往来，当属有意隐讳。康氏来京居住的寓所之一金顶庙（张日记作“金鼎庙”）系一座关帝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与锡拉胡同张荫桓的府宅仅一街之隔，到张宅十分便利。[17]康氏租住金顶庙自然是为了参加考试与内城活动方便，但便于与张荫桓联络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当时与张关系密切的粤籍人士多择居于此。[18]

甲午年康有为在与张荫桓往来密切的同时，与翁同龢也发生了联系。康、翁之间早在光绪十四年秋康有为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已有过联络。当时康以布衣身份，欲上书皇帝，请翁代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遂愿。[19]时隔六年，康氏来京参加会试，再次与翁发生联系。翁日记是年五月初二记：“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同月初五日又记：“答康长素，未见。”[20]从日记的前后文判断，康氏欲拜谒翁氏，并先行投赠自己的著作，但遭到翁氏的拒绝。康年谱中未提及此事。当时应试举子向重臣赠送诗文著作，以示才华，谋求知遇，并不鲜见。康氏此科虽落第，但离京前向翁赠书，正是为了与翁建立有效的联系。当时张荫桓与翁氏同官同署，关系密切，康往见翁，可能是由张荫桓从中引见的，可惜这几天的张氏日记后被毁弃，已看不出任何痕迹。[21]但是，翁不愿与康见面，说明他对康大有戒心，至少《新学伪经考》流露出的异端思想使他十分警惕。

说到这一年的翁、康关系，不能不提到言官参劾《新学伪经考》一案。甲午年七月，康有为回到广州后，就发生了给事中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一案。余联沅称康氏此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余折上，旨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张勇教授近年撰文对此事原委作了细致研究，认为这场风波起于乡里之争，成于贿赂请托，终因得到京内外友朋相助，在甲午战争前期台谏官员强势的背景下，李瀚章只得采取放宽处理的办法，饬其自行抽毁。[22]据康年谱，事发后，由梁启超在京四处活动，当时为康说情的有翁同龢、张謇、沈曾植、曾广钧、盛昱、黄绍箕、文廷式等人。[23]但是，翁同龢日记对此并无记载，张謇日记也无反映，[24]现在看到的始终是康、梁的一面之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是粤籍人士因乡里构讼而导致贿买御史参劾，且以“悖乱圣教”的大题目出奏，居然没有见到粤籍大僚出面干预、调解，这在当时京城注重乡谊的社会氛围中是不合情理的。许应骙在戊戌年五月曾攻击康有为“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25]说明他对此案原因是知情的，但对康并不同情。当时康氏与正途出身的粤籍大员李文田（字仲约）、许应骙（号筠庵）、杨颐（字蓉浦）关系皆不洽，他能够攀附上的粤籍高官，只有张荫桓一人。因此，案发后，张氏不可能袖手旁观。颇为蹊跷的是，余联沅劾康是七月初三日发生的事，而康氏后来所藏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中，恰恰七月初三日当天日记残缺，此后数日也被完整撕去整页内容。笔者以为，这是康故意毁弃证据，其中可能有张在事发第一时间内设法为康“运动”、营救康氏的记载。[26]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春，康氏再次来京参加会试，仍寓金顶庙。四月榜发，得中进士。是年康、张交往的情况，康年谱依然不载。然相关情况可隐约见诸时人叙述。戊戌政变后，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披露说：

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康有为以为张与李系姻亲，己又与李同乡，谓必可入选，岂知李侍郎品学通正，深知其无行，不受张托，斥之尤力，遂不得入翰林。康有为恨之次骨，时与其徒党诋李侍郎甚，至端人皆恶之。[27]

科举考试中的请托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这里不乏政变后梁氏刻意丑化康有为的倾向，但是，张荫桓既然愿意为康的前程到处运动，说明二人私交实在不浅。叶德辉也披露说，康有为“通籍后，朝考卷不列高等第者，卷为李约农侍郎签摘，同阅卷者或为请托，李持不可，后康有为刻朝考卷以辱李，李则将康在都钻营张荫桓之事，遍告于人，此湘粤京朝官所共知者”。[28]梁、叶所说应指同一件事情。既然张、康私交如此深厚，由此似可推断前一年《新学伪经考》毁版案中，张荫桓应该参与过营救康的行动，甚至是得力人物。

与梁、叶不同，康有为及其弟子则极力隐讳张氏请托之事，只是一味攻击李文田。按照当时的惯例，朝考列一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才会刊刻朝考卷以赠师友；康氏未成翰林却刊刻朝考卷，其隐衷在于“辱李”，这在时人看来实属反常举动。徐勤甚至公开撰文称康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殿试徐树铭拟置第一，因李文田摘签而不能置前列；朝考因李摘卷中数字为误笔而置二等末。[29]康年谱在攻李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翁同龢对自己的赏识：

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读卷大臣李文田与先中丞公宿嫌，又以吾不认座主，力相排。殿试徐寿蘅侍郎树铭本置第一，各阅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并加黄签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考翁常熟欲以拟元，卷在李文田处，乃于“闷”、“练”等字加黄签，力争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园、翁常熟告我，问与李嫌之故，故知之。[30]

这段记述中，康氏将自己与徐、翁的关系说得过于亲近了。康氏谓殿试徐树铭欲置其于第一，恐不确。依照当时的惯例，殿试第一卷，通常是由读卷大臣中官秩最崇者提议的，是科殿试读卷大臣中官位最高的是协办大学士徐桐，徐树铭科名虽早，但官阶不及徐桐之崇，怎会不遵惯例、提议康氏为第一？

至于朝考翁欲“拟元”之事，也无确据。此次会试翁氏奉派差事共有两次。一次是四月十七日，被派贡士复试阅卷大臣；第二次即四月二十九日奉派朝考阅卷大臣。与翁同时阅卷的大臣有张之万、徐郙、廖寿恒、李文田、徐树铭、李端棻等十二人。翁日记二十九日记云：“晨入，知派朝考阅卷。看折毕，至南书房分卷，极费力。阅数卷，又至小屋同坐。见起二刻余。电报三，封奏一。退后趋往南斋，余卷巳正二刻阅毕。诸公尚有未完者。午初定甲乙，午正一刻始递上。饭未毕已下，并诗片，对诗片，颇迟，申初散。”[31]这次朝考除三鼎甲外，定一等60名，二等108名，三等125名，康有为列于二等，未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从翁日记看，当时中日议和交涉接近尾声，翁氏一面处理军政事务，一面阅卷，疲于奔命，异常繁忙。日记中并未提到欲将康“拟元”且与李争执之事。况且，康氏之卷是分给李文田评阅的，阅卷官越俎代庖是科举考试中最犯忌讳的事情，翁氏似不会如此孟浪。

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乙未年会试前后张荫桓为康氏考试之事曾经向翁通过关节。张氏政变后回忆说：“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32]查乙未年三月初六日简放的四位主考官（一正三副）依次是徐桐、启秀、李文田、唐景崧，翁同龢此科未掌文衡，怎会去“搜落卷”？张氏此说不可信，反倒说明他在这科考试中曾向翁推介过康。四月十二日贡士揭榜后，翁氏除关心其常熟同乡得中者外，在日记中提到“康祖诒亦中矣”。[33]可见，翁确实留意过康。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说明，翁在朝考中有拔识康氏之意。

不过，张荫桓对康的引荐还是有成效的。是年闰五月初九日，翁在私宅接晤康有为，这是二人首次会晤，也是可以证实的唯一一次私人性质的会晤。是日翁记云：“归时略早，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这是翁同龢对日记原稿挖补删改后的内容。研究证明，“李莼客”原应为“康有为（康祖诒）”。[34]称康为“策士”，这是翁日记中对康评价较为正面的一次。康年谱也对这次会面有详细描述，但所述多有夸张。[35]此时康已经以二甲进士分派工部主事。身为科场前辈，翁同龢接见一位新科进士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康氏积极附和文廷式、张謇等翁门弟子发动公车上书、反对议和，这种政治倾向无疑得到了翁的欣赏，这是促成二人交谈融洽的主因。此外，五月十一日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后称《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递御前，康提出“富国之法”六条，“养民之法”四条，翁视其为“策士”也在情理之中。谈话中翁对康的变法主张自然有所询问，康认真建言献策，对翁也寄予过期望。据孔祥吉先生研究，在稍后王鹏运参劾徐用仪、将其驱逐出军机处的活动中，康氏积极参与，投翁氏之所好，而幕后隐约可见张荫桓的影子。[36]可见，乙未五月后翁对康态度的转变与当时的朝局有关，不过，除了仅有的一次见面，后来并无直接联系。

在乙未年秋冬兴起的强学会（强学书局）活动中，康有为的地位与作用已见诸许多研究，但总体上看似乎评价过高。在政变后康、梁的话语体系中，康有为开强学会似与发动公车上书一样，较实情多有夸大，是康有为后来编织的另一个神话。[37]当时的强学会事实上被主战大臣的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的门生所控制。康氏虽属士林翘楚，一时因公车上书而声誉鹊起，但相比于文廷式、沈曾植、陈炽、丁立钧、张孝谦等京官，他与翁、李既无师生关系，也无堂属之谊。在策划开会时，他无疑有“倡导”之功，不过，一旦有了成议，即使翁、李门生之间也开始了明争暗斗，康有为这位新科进士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没等强学会正式开张，他便黯然出京南下，投奔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去了。

概言之，甲午、乙未年康有为在京与翁同龢的关系其实相当疏远；康氏虽有攀附帝师的热望，无奈翁氏对他始终“敬而远之”。即使张荫桓从中引介，也未改变翁氏对康的基本态度。倘就甲午后的政治派系而论，康有为充其量不过是张氏乡党而已。离开了这层关系，这两年康有为在京活动不易说清，戊戌年的政治活动更难说清。所以，黄濬所谓“南海来京，主樵野”、“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的断论，实为把握戊戌时期康氏政治活动的一把钥匙。